“国学”是个很有意思的概念。

它既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国产词，也是一个近代才引入的舶来词。

说它古已有之，是因为这个词，至晚可以追溯到《周礼》中的“掌国学之政”，此后又屡见于各种典籍史册。

比如《文献通考》里说“（唐）太宗贞观五年以后数幸国学”；《明史.选举志》里说“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

这些典籍史册中的“国学”，所指乃是朝廷控制下的教育制度及其相应机构，其中以清代的《钦定国子监志》说得最为明白：

与“最高官学机构”同义的“国学”一词，只活跃到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后，它成了一个埋入尘埃的“历史性概念”。

之后出现的那个今人耳熟能详、以“本国古代典籍和传统文化”为内涵的“国学”概念，是从日本舶来的。

如历史学者姜义华所言：

在日本，“国学”的发展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江户时代，“国学”作为儒学与佛学的对立面而存在。代表人物是江户时代的“国学四大名人”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与平田笃胤，他们致力于整理日本古典文献，重构日本古代的历史、文化与制度，将之统合在“国学”概念之下，以对抗外来的儒学与佛学。

第二个阶段是明治时代，“国学”作为西学的对立面而存在。代表人物是志贺重昂、三宅雪岭、井上丹了、小中村义象、芳贺矢一等人。他们号召保存国粹，强调日本人有自己独特的“国民性”，以对抗当时的“欧化”风潮。

无论是江户时代、还是明治时代，日本“国学”的这种对抗，始终带有颇为明显的排外色彩。比如，本居宣长主张学好汉文，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读懂“唐国之书”，才能“善悟彼国种种恶事，更坚固大和魂”。再如，芳贺矢一认为，“西洋社会的单位是个人，因此他们的国家是由个人组织起来的。但在我们这里，国家是家的集合”，所以日本民族与西洋民族是不一样的。

大概在1902年前后，日本的“国学”一词开始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这一年，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古城贞吉劝他若办西学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梁启超在日本谋划创办《国学报》，黄遵宪则建议他先写一部《国学史》。

1905年，邓实、黄节、刘师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并创办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在“国粹学报序”中，邓实公开承认，自己所使用的“国粹”一词，实乃“日本之名辞也”；自己拿来用，“其名辞已非国粹也”，已算不得中国固有的东西。不过，“名从主人，物从中国”，词汇来自日本，词汇所指向的典籍文化，却是中国的。

其实，为了与近代文明接轨，晚清知识分子自日本“进口”了大量词汇，“国学”与“国粹”只是其中之二。

这种“词汇进口”，曾引起清廷的警觉。1904年初，清廷颁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拟写的《新定学务纲要》，对自日本“进口”词汇的现象提出批判，并列举了一批官方认定的不合时宜的“进口词汇”：

《纲要》命令全国大小文武学堂：

比如，梁启超在《国学无用辩》中说，“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那什么是“君学”呢？君学就是历代帝王所推崇的的那些东西，比如《商君书》《韩非子》和阉割过的儒学；“国学”则是“一二在野君子”所著，“为帝王所不喜”，世人也不太知晓的东西。

梁启超的看法，与邓实相近。邓实认为，国学与君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国家好，后者是为了皇帝好。历代科举取士所学的东西，都属于君学，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颜元这些人留下的学问，才能算作国学。

这批中国最早提倡“国学”的知识分子，也反对以“国”为界限来划分“国学”。

比如，1902年，黄节曾撰文如此解释自己所提倡的“国粹”：

大意是：拿着一个东西，把它定性成我国特有的，然后说它是国粹，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国的好东西适用于他处，属于国粹；他国的好东西拿过来适用于我国，也是国粹。

以上种种，乃是清末知识分子将“国学”一词引入中国的初心。

遗憾的是，当下的国学市场泥沙俱下，早已丧失了这种初心，甚至于绝大部分的“国学从业者”根本不了解“国学”一词的由来与这种初心的存在。那些渴望提升自身国学修养的消费者，遂虚掷了光阴与金钱，深陷在伪知识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