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作为流亡者,还是作为极权主义的受害者和不妥协的反抗者,我与阿伦特的立场都没有什么不同。区别仅在于面对的极权者有别,但其极权的本质是一样的。阿伦特从政治学家角度提出平庸之恶,可以理解。但假如将这一说法转换到哲学角度,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正如阿伦特自己所意识到的,哲学关心的不是人类而是单个的人;而问题的关键就恰好在于,平庸之恶是属类之恶,还是单个的个人之恶?换句话说,是复数的族群之恶还是单数的个人之恶?阿伦特为纳粹军官艾希曼所作的辩护之所以引出巨大争议,与其说是一位犹太学者站在了替纳粹辩护的立场,不如说是阿伦特没能说清楚平庸之恶究竟是群体之恶还是个人之恶。因为平庸难以导致群体作恶,相反,假如个人有能力作恶,那么肯定不平庸。当阿伦特为艾希曼辩护时,显然是在为那一个纳粹军官而不是所有纳粹军官作辩护。但问题恰好是,这不是政治立场,而是哲学立场。阿伦特给出的辩护理由平庸之恶,却不仅仅是艾希曼个人之恶,而是全体纳粹甚至所有与纳粹站在一起的群体之恶。可见,阿伦特搞混了自己的哲学立场和政治立场。从政治立场来说,平庸之恶就是定位在纳粹群体上,那是复数的他们,而艾希曼则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也就是说,艾希曼不是哲学所面对的单个的个人。在此时此刻的政治面前,哲学是无能为力的,并且是不应该掺和其中的。假如阿伦特要探究艾希曼作为单个的个人的所作所为,那么就应该坐在自己的书房里,而不是站在以色列的审判台上。阿伦特的错位就错位在将理当在书房里思考的哲学命题,带到了政治舞台上,带到了法律审判台上。她要在政治舞台上展示她的哲学家风范。她藉平庸之恶之说一举成名,但也被平庸之恶弄得两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那个被审判的群体不会感激她的辩护,那个审判的群体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替纳粹杀人犯辩护。最后的死刑判决,在艾希曼是罪有应得,在阿伦特是灰头土脸。
平心而论,作为一个政治学家,阿伦特是有才华的;但作为一个哲学家,阿伦特却是平庸的。虽然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但她始终没有弄明白过海德格尔的学说。海德格尔的存在是明确的,只能是单数的个人,不可能是复数的人们。海德格尔的存在者也是明白无误的,意指复数的存在者们,而不是必须经由此在抵达的存在。海德格尔的整个存在论里,最含混最难说清楚的,就是那个此在。因为此在的位置是在存在者和存在之间,倘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维度,那么彼此又是交叉的,间杂的。要是很尖锐地问海德格尔一句:此在到底是单数还是复数?海德尔格未必能够回答清楚。海德格尔一方面将此在定位于单数的个人,作为属我的此在;同时,又以我的在世、或者说是单数的在复数之中的理由,说我悄悄地归之于我们。这便是海德格尔会在晚年说出“作为此在的我们”的来由。海德格尔不知道他在此在上的这种含混,最后会害了他的学生阿伦特。当阿伦特说出平庸之恶时,她不知道那不是此在之恶而是复数的存在者群体之恶。作为存在之人,是不能被类化的。人与人类是有本质区别的。假如一个人不能独立于人类,那么该此在的存在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阿伦特显然不想被类化,被复数化,但她没必要把她之于存在的向往套到她的辩护对象身上,企图把一个纳粹军官从群体的平庸之恶中解救出来。此在是独一无二的。海德格尔没有说清楚,或者说没有意识到,从而也没有明确从存在者到此在的范畴转换,实际上就是从群体到个人、从复数到单数的嬗变。假如阿伦特能够读懂海德格尔的话,那么她会发现老师的这个软肋。因为事实上,作为此在的我们是非常可疑的。作为此在的我,比作为此在的我们更具存在意味。阿伦特没有读懂海德格尔,所以就顺着海德格尔那个含混不清的此在,把自己的向往移情到自己的辩护对象身上。因为彼此都是在之中的此在。阿伦特要显示自己的不在之中,显示自己这个犹太人与整个犹太群体的不同,显示自己的不同凡响,显示自己如何的鹤立鸡群,显示自己不仅只是一个政治学家,同时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于是挟平庸之恶一说超然于法庭之上。
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一说确实让她在知识分子当中获得了明星般的耀眼,当然,让她的犹太族群失望透顶,痛心疾首。这与其说阿伦特有什么过人的智慧,不如说阿伦特的表演欲实在太强了。这在海德格尔应该是有所不为的。因为海德格尔虽然没有说明白此在的定义,但海德格尔知道自己的此在位置。阿伦持为海德格尔所作的辩护倒是恰如其分,海德格尔的失足纯粹是个人选择,亦即作为此在的海德格尔是单数的,不是复数的;作为此在的海德格尔不是什么我们,而就是我。不管海德格尔再强调此在如何的在之中,也无法将这位意识到了存在诗意的哲学家,与纳粹群体混为一谈。这就好比周作人就是那一个周作人,而不是什么汉奸卖国贼。纵观人类历史,不知发生过多少出单数被复数劫持、个人被群体淹没的悲剧。在复数与单数之间,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在存在者与存在之间,海德格尔提出此在,是非常勇敢的。尽管最后还是要退回到我们之中,但海德格尔至少意识到了此在之于存在的指向。这在华夏先秦诸子时代的杨朱,是用贵己表达的。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核心,其实就是贵己。海德格尔虽然没有读到杨朱的贵己,但他晚年醉心于老聃哲学并非没有来由。道可道非常道,在个人的存在与群体的利益之间,是无法言说、无以沟通的。并且一说便俗。阿伦特就是入了这样的俗。最后,获得了名声,放弃了存在。
《圣经》说人类有原罪,其实真正的原罪是源自单数被复数所绑架、个人被群体所制辖。当阿伦特意识到群体的平庸之恶时,无意间却把自己投放在了知识分子群体当中。也就是说,她指出某个群体的平庸之恶,是表演给另一个群体看的。这在昆德拉叫做媚俗。而这正好是她的好友本雅明很热衷的事情。她的导师海德格尔虽然声称作为此在的我们,但骨子里是非常孤独的。阿伦特害怕那样的孤独,本雅明也绝对不甘寂寞。媚俗,其实正是上世纪大多数知识名流尤其是左翼知识精英的共同追求。阿伦特的声名鹊起,其实是迎合了那样的潮流。
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潜台词,无疑是悄悄地反衬自己的精英之善。且不说精英是否一定是善,有必要指出的是平庸并非就是普通群众的特征,而是社会所有阶层都可能遭遇的沦丧。人人生而平等的涵义中,没有人人生而平庸的内容。一个数学教授在讲台上津津有味地讲说着斐波纳齐数列,一个种植向日葵的农夫在田地里不声不响地播种着斐波纳齐,一个卖菠萝的小哥在路边摊板上开开心心地削着斐波纳齐。在斐波纳齐面前的这三个人每一个都展示了各自的活法,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可言。生命的质地不是取决于从事什么行当,而是取决于内在的世界是否开启。砍柴的慧能一下子就明白《金刚经》在说什么,饱学的知识精英神秀却怎么都不明白《金刚经》的奥义所在。数学教授眉飞色舞斐波纳齐之际,未必知道斐波纳齐螺旋之于生命与宇宙的同构意味。种植向日葵的农夫,其内在世界没准已经有了斐波纳齐式的旋转。不管怎么说,这三个人都各司其职,了无平庸之恶可言。
在海德格尔失之毫厘的地方,阿伦特差之千里。阿伦特显然不懂存在的单数性和生存的复数性,但又非常想在自己的族群中脱颖而出,一鸣惊人。审判一个纳粹军官原本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律程序,但阿伦特别出心裁地非要弄得与众不同,将被审判者归之于平庸的恶。这样的自作聪明既让所有的德国人不知就里,也让她的希伯来同胞不知所措。因为倘若纳粹之恶只是平庸所致,那么被纳粹迫害的犹太族群也同样很平庸,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惟一不平庸的,似乎只剩下说出平庸之恶的阿伦特一个了。被阿伦特搞糊涂了的犹太同胞,虽然照常判处了纳粹军官死刑,但始终没弄明白阿伦特唱的究竟是哪一出。在一旁使劲鼓掌的,应该是阿伦特的那些左翼知识分子朋友,他们操办的媒体把阿伦特捧成了思想明星。
但阿伦特不愿如此坦荡,而是向公众尤其是向向媒体悄悄地耍了个滑头:以平庸之恶,将她自己连同她那伙西方左翼知识精英从各自所属的群体中摘取出来,一起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成为平庸之恶的旁观者,批评者。直到时过半个多世纪,人们才发现,原来最平庸的恰好就是当年那个狂捧阿伦特的左翼知识群体。而他们的平庸之恶,又恰好来自他们互相吹捧互相标榜的群体性,无论号称什么学派,还是成群结队的学者教授。他们败坏了西方学府,他们荼毒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传统。当年从群体中脱颖而出的单数,被他们打回复数,并且是群居、群交、吸毒、爱滋病的复数。此在因为无法摆脱群体而被再度关闭了去蔽的可能。而以平庸之恶掩饰群体之恶的阿伦特,最后留给世人的,只是影幕上那位表演者故作优雅地夹着香烟的手指。手指是枯瘦的,香烟隐喻着虚荣。我曾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称作存在与虚荣,我在阿伦特那个平庸之恶的指责中发现的,也是同样的虚荣。
李劼:旅美作家,思想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并在该系执教十多年。1998年赴美,现居纽约。80年代至今,发表大量文章,在海内外出版有文学评论集《个性•自我•创造》,专著五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中国文化冷风景》、《百年风雨》、《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美国风景》、《木心论》等;以及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商周春秋》、《汉末党锢之谜》,长篇小说《丽娃河》、《上海往事》、《星河流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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