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

我最初接触陈映真先生的作品，是在1980年初读大四的时候，那时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全国率先开设台湾文学的专题课程，主讲老师是陆士清老师。我认真听了这一门课，其中讲到陈映真的创作，教材里还选入了《将军族》。我当时对台湾文学一点也不了解，对“外省人”、“本乡人”这类概念也没有什么感性认识，但是这篇作品里弥漫的凄苦悲凉的氛围，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不像读其他台湾乡土作家的作品，在语言上意象上总是有些隔阂，读陈映真的小说，扑面而来的是一种熟悉的气息，用略微神秘的感觉来形容，他的文字间有似曾相识的感情密码，读来非常亲切，生出一种“自己人”的文学感情。后来读了更多的陈映真的资料，才知道他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初期，曾经受到过鲁迅小说的影响，这就难怪乎让我产生朦朦胧胧的熟悉感。
 

过了若干年，香港有家出版社推出一套“台湾文丛”，其中有陈映真的一本小说集《赵南栋》。那是陈映真在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一组作品，其中最后一部《赵南栋》创作于1987年，而1988年就通过香港出版传入大陆了。当时复旦大学有一个台港文化研究所之类的机构，编辑一本内部刊物，上面还出过专辑讨论《赵南栋》。大约是那个讨论专辑吸引我去读了这组小说，但我读后觉得，与我以前读的陈映真的作品不一样了。那时候的台湾社会，正处于威权体制崩溃的前夜，民主运动风起云涌，陈映真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他从监狱里获释出来，积极走上社会，在思想、文学、艺术、出版等多个文化层面团结了一批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投入“社会改革”的实践，他创办的人间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十五卷《陈映真作品集》，海峡两岸也都推出陈映真小说选。可以说，这是陈映真人生事业的巅峰时期，如日中天。可是，我在读《赵南栋》以及相关系列小说时，分明看到他的内心深处隐藏了无可回避的焦虑感。一种对未来失望的颓败心理，无情地盘旋在蔡千惠、赵庆云等人物的灵魂里，他描写这批曾经的革命者、受难者们在弥留之际，面对着他们的后辈——碌碌无为的年轻人，发出绝望的悲苦尖叫。这是无声的尖叫，你听不到声音，却感受到灵魂在发颤。
 

我最近读了报上悼念陈映真的文章，有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1988年是两岸文化交流最频繁的一年，那年映真先生在北京同全国台联、中国作协接连举办了吕赫若、黄春明和自己的作品研讨会，后又举办了杨逵作品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对爱国的、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的台湾作家的主要作品，进行深入剖析、解读和宣扬。”（何标《他一生都是英勇的斗士》，《文艺报》2016年12月9日）很明显，就是在这个时候，陈映真把自己的活动范围从台湾岛提升到了两岸以至东亚地区。他为了接近自己所奋斗的理想——一个对20世纪进步知识分子极有吸引力的理想，跨出了海岛，希望从海峡对面获得支持。对于这一步，他不是没有疑虑的，从他的小说里的人物蔡千惠的嘴里，已经说出了这批老左翼心底里的忧虑，但是他还是要亲自去实践，为英特纳雄耐尔实现而奋斗。自然，陈映真的主要活动还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他威望日隆，左右逢源，一旦迈出了这个领域，成功就很难说了。
 

我最初见到陈映真是在1990年代初的日子里。那时候大陆知识分子的情绪普遍低沉。王安忆毅然把陈映真当作一面精神风旗，写出了《乌托邦诗篇》。我从王安忆的小说里看到陈映真对她的影响，在这种特殊的时刻，陈映真成为一种精神之塔的象征，被大陆作家用来当作抵抗精神低迷的思想武器。那么，陈映真本人是怎样看待大陆知识分子当时所处的精神状态的呢？大约是这段时间中的一天，王安忆约我和王晓明去一家宾馆面谒陈映真，我们一起在宾馆大堂里谈了好几个小时，讲话的具体内容已经忘记了，大致的印象是他的状态很好，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分析世界形势，指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危险，嘱咐我们利用当下低迷的时期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可能对人们带来的异化作用。他对美国的资本主义非常反感，批评现代社会的人们每天就是麻木地工作，到了周六，就开着车去超市买一大堆东西，回来塞在冰箱里，然后又周而复始地重复上一周的生活。他边说边用两只手比画了那种麻木地开车购物的动作，让我突然想起他在《山路》里批判这种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时用了一个词——“家畜化”，指的是完全“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人们。时隔二十多年，我现在回想起那次谈话，已经懂了他当时引导我们的意思，但在那时，我觉得他谈的思想与我们遭遇的现实处境很遥远，有点不知所措。不过，他的尖锐的谈话依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样的与青年人的思想交流，在陈映真先生的日程安排里，应该是经常性的节目，事后他肯定忘记了这次谈话。当1997年我应《联合报》邀请去台湾访问，报社副刊的负责人安排一次饭局，在这个饭局里我见到了陈映真夫妇，他已经想不起曾与我见过面，人也明显发胖，在饭桌上他说话很少，神情有点寂寞，似乎心不在焉，与当初鼓励我学马列时的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不同。
 

大约是2003年，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举办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花踪大奖第一届得主是王安忆，当酝酿第二届得主候选人时，王安忆、焦桐与我一起提名陈映真，经过了评委们几轮商量，陈映真成为第二届大奖的得主。那次在吉隆坡我又一次见到了陈映真夫妇，在几天的活动中，我们都在一起，但是彼此交流还是很少。在我的眼里，他似乎更像一个慈祥的老人，笑眯眯的，很少主动说话，而且他人更胖了，动作也有些迟缓。有一次集体乘车去一个什么地方旅游，半途中他突然心脏不舒服，大家连忙停车送药递水，忙乱了好一阵子。在那次相处的几天里，我觉得陈映真心事重重，仿佛内心深藏着巨大的纠结。从一些知情人的嘴里隐约地知道，他在台湾的事业大约处于不顺当的时候。这次活动结束后，我们在吉隆坡分手，我回到上海，他们夫妇好像是到内地什么地方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但不久我收到了一封映真先生手写的信件，很短，大概的意思是说，他过去有些误解我，曾在一个会上批判过我，现在他表示向我道歉。我看到了这封信真有些发懵，因为我从来不参与他们那个领域的活动，而且对陈映真始终充满敬意。我一点不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某些人士，如果不是这封短信，我还完全蒙在鼓里。但虽然如此，我毕竟是长期在这个环境下生活，对于有些事情的发生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意外，倒是隐隐地对映真先生有了一点感激之心，觉得我终于成为他所信任的人了。
 

再以后，就是陈光兴教授穿梭般地来往于新竹与上海，筹划在两地同时举办陈映真思想与创作研讨会，还准备出版陈映真的文论选和创作选。我被分配到的任务是写一篇全面评价陈映真与“五四”新文学关系的论文。于是，我又一次系统地读了陈映真的小说和文论，再次直面这个高贵的灵魂。这篇论文里，我分别讨论了陈映真的思想创作与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传统、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文艺传统以及巴金为代表的安那其主义的关系，我描述了映真先生从继承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到走向左翼文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进而站在安那其的理想境界对国家形式和本质进行深刻反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陈映真的深刻性达到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精神的制高点。可是，2006年，在这个学术会议即将举办之际，传来了陈映真先生在北京中风病倒的消息。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陈映真先生，也没有听到陈映真真实情况的消息，想来重病的他也不会读到我的论文和这个学术研讨会的所有文献，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睿智而锋利的谈话了。
 

2016年12月12日于鱼焦了斋

口述人简介
陈思和，1954年生，当代最富有人文情怀和探索激情的学者之一，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文科资深特聘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以及当代文学批评。主要著作有《陈思和自选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巴金研究论稿》和系列编年文集等20多种；另主编有大学通用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著名人文丛书“火凤凰”等。
（本文写于2008年7月30日，选自陈思和新作《星光》，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