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演讲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去和现在。中国古代的“士”与现代的“知识分子”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士”如果有官职就称为“士大夫”，在西语中好像没有完全相对的词，所以为了方便起见就一律称之为知识分子。我大体上讲几个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

那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兴起的黄金时期，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创造了极为丰富和高水平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至今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文明”，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的。

那时的“士”有独立的身份和充分的思想自由。那是最早的社会转型期，各派思想家都在积极探索改善人生、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道路，拿出自己的理论，到各个诸侯国去游说那里的君主，如果不采纳，就到别国去，很自由。

中国人或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的诸子百家，像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等等。现在我们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是非常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也就是那个时候打下基础的诸子百家。所以那个时期应该是中国思想上、哲学上、文化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几千年前的那些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到今天来看还是非常深刻，而且各家所阐释的道理都是有其特点的。中华民族是早熟、早慧的，那个时候差不多相当于古希腊的那个时期。中国和欧洲的文明开始的时候基本是同步的，但是后来道路就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对于“士”——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呢？孟子给“士”给出的特点是“无恒产而有恒心”。他先是说必须让老百姓有自己的产业，才能有“恒心”，但是只有“士”是可以没有产业也有恒心的。也就是“士”是应该有自己一定的原则主张，超越实际利益的考虑。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不依附于任何利益集团或权势，有独立的人格。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觉得这个对于古今中外其实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在现在的西方民主社会，国会讨论问题时，每一个国会议员的主张都代表某个利益集团，这个人主张加税，那个人主张减税，都代表着他后面的选民的利益。可是公共知识分子所发表的意见，想到的是一个更加长远的哲理，或者是对整个社会的退步还是进步，改善还是恶化有没有影响，而不是他自己可能加薪还是减薪这样一个问题。

而在那个时代中，孔子周游列国，他要说服那个地方的君主采纳他的意见，而不是去迎合那个君主的意见。人家不听他的，他就到别处去，想办法说服别的国家的统治者。谁都不听他的，他就准备乘船到海上去漂流，绝不放弃自己的主张。这是当时在春秋战国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到孟子那就更加厉害，都是跟国王辩论的，国王小心翼翼，对他非常尊重。这是当时的“士”，是有骨气的，有完整的独立人格的，思想是自由的，是真的自己这么想，而且要说服别人。孟子说，假如我自己觉得有道理的话我可以跟一千个人辩论，因为我觉得我是对的。这就是这个阶段留下的优秀的传统。每一家的主张不一定后来都非常有用、有效，各自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不足之处。但是这种精神，用中国话来说，是有担当，有责任感，有勇气的，后来这种精神被一点一点摧残掉了。

秦至鸦片战争

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就开始实行思想专制。因为当时秦在文化上没有其他中原国家发达，他用武力打败了各国，那些贵族都不完全臣服，至少在思想上、精神上都要反抗，所以他必须实行思想和言论的专制。首先要镇压的就是读书人，不能用辩论的手段，因为辩不过人家，就把人家埋了，书烧了，这种办法一直流传到后世。不过秦朝统治很短，还来不及统一思想又乱了。汉朝经过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成功地建立了强大的、统一的中国，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家一家，从此开启了两千年的思想专制制度。读书人的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

这里要澄清几点一般人容易有的误解：

第一，把儒家作为唯一的“官学”，与发扬和深入研究真正的儒学是两回事。对于历代帝王来说，“尊孔”只是把孔子作为一种符号，断章取义地利用，很少有皇帝真正完全按孔夫子的教导治理国家，实际上他们也做不到。

所以为什么后来人们要革新的时候，要搞解放思想的时候，都要批判孔学，其实并不是经过研究，全面否定儒家思想体系，而是反对以“孔圣人”作为一种统治的符号来压制别的思想。后来尊孔已经就变成了统治者的一种工具，而不再是哲学思想了。跳到当代来说的话，马克思主义也曾经被作为这样一种工具。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一些自称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统治者实际上并没有去全面研究和发展马克思真正主张的东西，只是作为一种工具，来统治和压制一切和他不一致的思想。

第二，实际上在很长时期内，中国文化还是开放比封闭的时候多，并不是完全由儒学一统天下。例如到东汉末年佛教就传入了，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士大夫不少相信老、庄道学，唐朝好几个皇帝都给佛教以比较高的地位。那时的“西方”包括新疆、印度、中亚，汉族的文化同他们的文化都有互相吸收和融合。

回顾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繁荣的时期都是比较宽松和开放的时期，而比较僵化、萎缩的时期都是封闭的时期。在统治者没有自信的时候就比较封闭，或者他特别自大狂的时候，觉得他什么都有，什么都不需要，也比较封闭，奋发有为的君主比较理智，比较清醒，他就能开放。实际上中国的文化一直都是杂交的，都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比如说胡琴是中国的乐器，实际上是从少数民族传来的，是从西域传来的，有好多东西都是这样。

所以总的说来，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传下来，跟开放、包容是有关系的，应该说作为中国特色的话应该是开放的和包容的，而不是封闭的。所以现在忽然又大大强调“中国特色”，要抵制西方所谓文化侵略，这恰好是不符合中国特色的。这既不符合中国传统，又不符合世界潮流，而且是无效的，不可能抵制得住。

第三，至少到宋朝，文化专制还不太严酷，读书人还有一定的地位，文化发展有一定的空间。后来统治者发明了所谓“文字狱”，读书人因为写文章、写诗，不知哪里冒犯了上面，就可以抓起来，投入监狱，甚至处死、株连家族。这种做法到清朝乾隆时期最厉害，有了一个思想的禁锢和封闭的时期。这是中国特有的，我想不出来在外文里头有什么对应的词。

19世纪中叶至1949年

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被欧洲国家用炮舰打开大门，开启了另一个新时期。古老的农耕文明遭遇上升的工业文明，无法再照老路对入侵者在文化上加以融化。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中国人的现代“启蒙”于此开始，新思潮不可阻挡。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探索也空前活跃。这一探索持续了100多年。

源于欧洲的各种思潮都在中国的大地上有回响，引起震荡，在某种意义上又有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那个时候的百家不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思想，而是各种各样外来的思想引进了中国，各种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在中国都有相信的人，他们都自由发表自己的主张。当时的中国政治比较动荡，实际上是军阀混战时期，军阀是很专制的，但是他们来不及对思想文化专制，他们都是武人，对文化兴趣不大，所以留下了这么一个空间。

在与西方（现在指的主要是欧美）的关系上，中国人有一种矛盾心理：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又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先进和优越，不仅是在物质方面，还在制度和文化方面。这是一个痛苦的、充满争议的“启蒙”过程。最后到五四一代人，取得共识，要引进“民主”和“科学”。中国传统的“士”逐渐转变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并且自觉担负起“唤起民众”的责任。

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前半叶，经历了百年的“新文化运动”（广义的），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1949年至1978年

1949年以后重新定了一种思想为“官学”——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对全民的思想进行整顿，逐步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前面所说的“尊孔”一样，所谓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符号和工具，断章取义地加以利用，与传播和研究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已经关系不大。而且与皇朝时代不同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大学者，而在政治领袖。到“文化大革命”达到空前高潮，真理由一个人垄断，一切传统的和外来的文化和精神文明都遭到全面的破坏；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也被摧毁。

改革开放以后的曲折道路

以1979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了“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人们的思想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

可惜这种探索又遇到各种挫折，压力来自旧体制的禁锢加上新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又在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中兴起了拜金主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的健康繁荣起到消极作用。与前一个时期还有一个不同点，就是在一部分人心目中，中国已经很强大，优于西方，不需要引进、学习。当前强调“中国特色”，向传统回归的潮流与此有关。

不过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探求真理、追求社会正义的精神依然存在，在一部分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文化思想类的报刊、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还有网络在中国起到了冲破禁锢、传播信息和活跃思想的特殊作用。

与西方知识分子不同处

1）由于长期在专制体制下，思想表达受到禁锢，因此中国知识分子表达的风格比较曲折、婉转，心情复杂，常有出世（逃避现实）的想法，这是维持自己独立人格的一条出路。所以许多美好的古典文学作品、诗词等等往往是在或被迫、或自愿远离政治中心的时候创作的。这种复杂的心情是西方知识分子不大容易理解的。

2）在科举制度下，唯一出路是做官，为朝廷服务。所以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最向往的是为“帝王师”，给皇帝做智囊。而不像西方的知识分子可以有自己独立研究的领域，与现实政治无关。近代的知识分子又因为中国常受帝国主义落后、贫弱，受列强欺压，所以思想的探索总是与“救国”紧密结合，包括研究科学也不例外：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不容易超越现实，完全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研究暂时看不到实际效用的学问，这也是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方今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文化、教育、学术更加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对于超越国家的、从全人类角度考虑问题，或者纯粹探索自然、宇宙的奥秘的课题更少有人发生兴趣。所以这个时代仍然难以产生无论在哲学或科学领域独创一格的思想家，当然更谈不到本论坛的主题：“大师”。

（演讲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