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子敏 朱晓佳 南方周末 4天前
语文课应该教什么？
听到这个问题，张大春讲了一个看上去与语文毫不相干的故事。当故事讲到最后的时候，他开始哽咽。
那是朱力扬所著的《中国空军抗战记忆》中记叙的一个故事。
抗战期间，一个飞行员要结婚。婚礼的日子早早定下来了，可到了那天，大队要执行飞行任务。大队长和他讲：“你今天不要飞了，在家好好地办婚事。等我们把日本人打下来了，一起来给你贺喜。”飞行员于是老老实实留在家里张罗婚事。那天，新郎邀请了十桌亲友，有七桌是空的。他们从晚上五点等到六点，又从六点等到七点，七点等到八点。眼看着天已经黑了，婚礼不得不举行了。婚礼举行完，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几位战友。可是五分之四的人，在那一天的空战中殉国了。新郎带着自己新婚的妻子，到每一个空桌上去敬酒。“那种情感，语言无法形容。”张大春哽咽着说：“我知道，我讲到这个场景我会哭。我不想掉泪，但我必须把这个经验告诉你。”
后来，张大春联系到这本书的作者，在台湾对他进行采访。因为采访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张大春称之为“非常简陋的采访”。
“但我跟他之间那天的对话，如果说有意义的话，其实是更清楚地知道了有人献身，把自己的生命都不顾，是因为我愿意献身，而不是为了其它别的什么目的。”张大春用他的右手指节反复地敲击着桌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太动人了。”
对于张大春而言，语文课就是语文课。作文，要听从孩子们的本心，而不需要其它别的目的。
两年前，在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与灿星制作合作出品的第一季的《同一堂课》上，张大春作为代课老师，曾到济南制锦市街小学给一班二年级的小学生们上了一堂语文课。那天，张大春带着全班孩子游大明湖，引导孩子们讲出他们的所听所见。
最后，这群八九岁的孩子们，集体创作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首七言绝句：“四面八方都是风，行舟西向水流东。荷枯湖浅浮云散，柳隙之间声不穷。”
后来，张大春又带着济南的孩子去了台北。在台北静心小学，张大春给两岸的同学们共同讲述了《诗经》的篇章《七月》。在雕梁画栋的台北孔庙，两岸学生共作了一首“七月诗”。
第二季《同一堂课》，在主课堂之外新设“第二现场”，张大春化身“班主任”，对主课堂的授课内容进行补充。每一次录制，他走进棚内，一定先去和现场的孩子们互动，再和导演组谈工作。
十一堂课下来，他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我在现场糟透了。”张大春有些懊恼：“我总觉得我没有尽到文从字顺的基本责任。每一次重来的时候，我都对孩子们很抱歉。”
与第一季时置身课堂之内不同，作为班主任，张大春旁观了第二季《同一堂课》的所有内容，他的心中有一些遗憾，但他希望《同一堂课》能做到第五季、第七季，能影响到更多的观众，更多的孩子，最重要的是，能够吸引到更多“处在教育现场中的老师”。
“如果能够触动他们什么东西可以怎样教，这个意义要远大于小朋友学会多少东西。”张大春说。
张大春：对，我只要被选入课本，我就要被仇恨三年。因面临升学考试，学生要来背我的东西、看我的东西、理解我的东西，考试题目从那里头出，我就变成了一个让人不舒服的对象。
我的孩子念初中一、二年级的时候跟我说过，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我们比较喜欢屈原，为什么？因为屈原的那些文章不用背，却给我们带来了粽子吃。
南方周末：如果你来给《同一堂课》选择课文，你会怎么选？
张大春：什么都可以教，可是有些是教人家一堆垃圾资讯，有些东西不教，就让孩子们错过了一个认识世界的观点。
教育有时候很难的地方在这里，它既是一个大事，又是一个由非常小的细节决定的大事。
我大概也会倾向于古典的东西。古汉语是比较精炼、更有效率的文字。而且具备美学和意义导向。
我们读两万字小说，大致能掌握的是情节、人物性格、命运转折。读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正因为没有障碍，你获得了什么实际的内容？也不见得。
可我记得一本叫做《蒙求》的书，里面2000多个字，全是典故，每个典故展开来以后，说不完的故事。《蒙求》这个书，从头到尾说一遍，连语义、翻译、解释大概得有几十万字，而且只是简单地说一遍。我们读《蒙求》两万字，比读现代小说的两万字，能够收获的大太多了。
古汉语表面看起来很难，但难学而易攻。一旦理解了，一通百通。懂一点东西，等于懂五六点东西。在文言文和白话文互相转化的过程里不断练习语感，学到的东西不是一样的。
南方周末：如你所说，现在“一堆垃圾资讯”、无用的知识，那么到底什么该教、什么不该教？
张大春：对我而言，重要的不是个别知识点，而是理解这个知识点的观点。
我们讲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中的“上船”。老实说，“上船”两个字作为知识点，也是垃圾资讯。但它也可以不是垃圾。因为它牵涉到我们对语言变迁的理解。
“上船下船”的古典意义跟现代是不一样的，原来“上船”是衣服上的盘扣，而不是现代意义的“走上船”。可正因为它是盘扣，才能够解释李白的风度，以及皇帝对于李白的优容——可以让他衣衫不整，这才是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所表现的君臣关系。换言之，李白不是一个抗命不从的人。他如果是“天子呼来不上船”，我就不去，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就有问题。
它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应该是单一被理解的知识点和资讯点，它是一套观察古人生活文化或历史的观点。
南方周末：我们搜集了两岸三地的语文课本，被选入课本篇数最多的，是苏东坡。
张大春：如果是我，我宁可只教苏东坡。苏东坡千变万化，而且是极大的天才。他用典、修辞、造句、谋篇、说理，甚至他表达情感，都不费力。那么轻松地把文章条理井然地说出来，而且你会笑。我最喜欢说的一个苏东坡的故事，他说“蜀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你会不会笑？接下来“此言虽小”，这个话是个普通话，“可以喻大”，可以比喻大的事情。接下来说“今之世”，当今之世，“有人以不试之学”，所谓的不试是没有做过试验的，“骤出为政”，忽然跑出来当局了，这种人害的人“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
苏东坡讲《猫犬》，意思说这个猫不会捕鼠，这个猫不要养了。但你不能因为家里没有老鼠，就养那个不会捕老鼠的猫。养狗为了要吠盗，你不能因为没有盗匪，就养一个不会吠盗贼的狗。接下来又说，不捕鼠尤可，不捕鼠而捕鸡则过矣，不吠盗尤可也，但是不吠盗而吠主，咬主人则过矣。这两句话说出来很好笑。（东坡云：“养猫以捕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蓄犬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蓄不吠之犬。”余谓不捕犹可也，不捕鼠而捕鸡则甚矣；不吠犹可也，不吠盗而吠主则甚矣。疾视正人，必欲尽击去之，非捕鸡乎？委心权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他的文章充满了冷幽默，很淡定、很从容。古人里面，想要交的朋友，我只有一个苏东坡。
南方周末：抛开苏东坡，你觉得什么才是应该选入课本让大家学的东西？
张大春：能够让人学的东西很多，就看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自己写文章，是熟悉历史吗，或者目的是为了在专业技术上实用吗？中国古代的医书读懂是可以行医的，这不见得是玩笑话。
读得不要太多，不要花太多时间就能够打通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我认为不能错过的就是唐诗。精炼的文艺语言和质朴的生活语言原本是隔着很远的，但唐诗跟这两种语言都各有接近。我们今天讲的“葡萄美酒”“黄河远上”这都是非常生活语言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是深奥的典故，精炼的文艺语言。“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玉暖玉生烟”，真是美啊，好感动，但到底在说什么？接下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个我懂得。你最后把不懂的对一对，就会知道它中间的诗句有四个典故(庄周梦蝶、杜宇啼春、鲛人泣泪、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唐诗是语感最丰富，而学习效能最大的。
唐诗正好在语言融合很大的历史阶段里，种族的融合、民族的融合，制度、社会、音乐的融合。李白的诗“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首诗谁要是翻译它谁是白痴。字字明白、句句明白，但在他之前就没有人说过，很奇特的一个时代。
像《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秋天的草在山涧旁边生长出来；“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四句诗，其实犯了唐诗格律上的一个大错误。第二句“上有黄鹂深树鸣”，这一句的第二个字是“有”，是个商声字，那么第三句的第二个字也必须是一个仄声字，不是商声就是去声，结果它是“春潮”，是平声。这是一个错误，但是那么大的一个错，在唐诗里面没有人计较，反而多次被选进《唐诗选》，为什么？境界高。这首诗的境界要大于他犯的格律上的小错误。“野渡无人舟自横”是这一首诗的关键，也就是说这个诗讲的就是一条船，本来靠在岸边，结果春潮又下雨了，水太急了，把那个船冲横着了，船走了没有？没走，因为它绑在那里。他一定是有意思的，这个意思绝对不只是讲一个船被潮水带走了。它表示人不想随波逐流，可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然而他流了没有？还没有。他只是横过来。“独怜幽草涧边生”，这个意思是我是一个隐士。“上有黄鹂深树鸣”，有鸟叫你也看不出来。这两个意象明白地告诉你，离开这个世界、世俗越远越好，而且远到别人无法辨认我。但它不用讲这些大白话，它用春潮带雨来讲，完全是象征意义。
张大春：作文一般都是命题作文。命作文题，在老师心中就会有关于这个题目必须要表达的意志、宗旨，还会根据这个宗旨表述得清不清楚、华不华丽、丰不丰富，来给学生打分数、做判决。但对学生来说，大部分题目不是他想表达的。
写文章回到本旨，是学生想要表达什么。先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才会有意愿往表达的途径上走。
应试教育最大的问题，是让孩子们一代又一代地去揣摩命题官的用意，去揣摩批改老师的命题的用意。而且把它内化成这是我的想法，假装很真诚。
张大春：表达是人类的自由。光有这个自由，不能显示出价值。表达的方式、表达的目的以及表达所带来的、所唤起的东西，才能体现其价值。沟通有没有价值？那是人类延续下去的很基本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当然重要了。可怜的是，我们现在使用语言使用惯了，大家都觉得沟通无碍，但是两个人真能沟通吗？能沟通到多少程度呢？
张大春：教孩子，尤其是11岁以下——我甚至更愿意说，教3、4岁到8、9岁这个期间的孩子写作，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这段时间，是最适合教写作的。
四五岁——可以运用语言，到八九岁——初步接触文字，这个阶段是最有趣的。而且是最有潜力的初学写作阶段。中国古人尤其如此。
他们在这个年纪，正因为没有学习那么多字、那么多词汇、那么多成语、那么多典故。这种最质朴的认知世界的人生阶段，是最适合学写作的，因为你的工具不足。工具不足，你就必须运用你的体能，运用你的调度——在有限的文字里调度。用非常有限的资源，做极大化无穷的调度，这就是作文的基本法则，或者说基本训练。
南方周末：如果让你去小学里上一堂写作课，你觉得怎样教会比较有趣？
张大春：《尚书》说“教学半”，教学的教这个字。它的左半边。本来就是一个学习的学字，但是后来和孝顺的孝同化了。就本源来说，也就是说从字根来说。教育的教的左边，就是一个学习的学字，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教学半”的原因。换言之，教跟学是同一回事，只不过教的人会拿一根鞭子，那个“攵”就是一个手拿着一根棍子，鞭策学习的人。除此之外，老师跟学生没有差别，那么教的人为什么可以“攵”？很简单，因为他知道的比较早一点，而他的优势也只是他早一点知道而已。
我上课不一定有趣，要看什么对象。当我面对的对象有趣，我就变得有趣；当我面对的对象无趣，你打死我也不会有趣。
有没有趣，要看你需要写作的是什么。你要写作的是一封给父母的信，说你给我加点零用钱？或者你要写的是给一个同学说：“对不起，我昨天拿铅笔戳了你，我不知道你今天会不会被戳死死，我很抱歉，我很想向你道歉。”
我刚才讲的，都是我小时候遇到的情形。特别是后面这个故事。我和同学吵起来了，我拿起铅笔就把他的手戳了，而且我明显地看到我的铅笔断了，铅笔头在他手背上。那件事情让我揪心不止一晚上。偏偏这个同学是台北北部基隆市来的孩子，他第二天偏偏迟到，我在想，我是不是把他戳死了，因为铅笔铅有毒。我那时候多么希望说，我要写一个道歉信。结果老师上课15分钟，他进来了。可是心里面，我想要写一封道歉信，让你原谅我，那个情感是真的，到现在我都记得。
张大春：两岸三地，在主流的汉语教育里是没有差别的，都希望能透过文字或语言的学习带来伦理或道德的启发，我认为这个期待必须打上大大的问号。
不是因为伦理或道德不应被提倡，而是因为它不应该是语文教育的内容。我们很难避免，想要给那些孩子们“应该做什么”的教育。可我最大的不放心是——我们怎么可能在一个语文教育的现场，帮助另外一个人立刻变成好人？不可能。当有这个期待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不道德的了。
教育现场的真相是什么？是我们只能去探索人有可能变好吗、人有可能变坏吗；或者说，什么是变好、什么是变坏。我们不断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才会让教育现场真正成为教育现场，而不是政治、商业、经济或其它的现场。
对我来说，语文课跟任何一个其它的科目都一样，它就是通往下一个知识体系、或是另一个知识领域的探真。当我们不知道应该对什么事情好奇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引发了我的好奇，那么这就是一个教育主题。而我接受了这个启发，对某一件事产生了好奇，我去探索、去追讨、去想象，这时候我就是一个学习的人，甚至我就是一个学德学道的人。当我学德学道的时候，甚至可以呼唤下一批人，那个时候我就是个教的人，我就是个老师。
我们的教育一旦涉及了其他，前不搭后、后不搭前，那就没有了前后接搭的动力。就变成流行什么教什么、想学什么教什么，这个不对的。全台湾人在学怎么烘焙，烘焙成了显学。烘焙这个显学，比《论语》《孟子》还要流行，我无从想象，孔子不如一个蛋糕。孔子说，吾不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