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徐悦东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11月7日，韩国教育部宣布于2025年废除全国的精英高中，以改善教育不公平的现象。

在韩国，精英高中的学生大多来自富裕家庭，他们负担得起比较昂贵的学费，毕业后进入韩国的顶尖高校。大学学位是韩国社会判定一个人未来的重要因素，而富裕阶层“垄断”了这一上升渠道，减弱了社会流动性。许多分析人士指出，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这个举措，将有利于减缓韩国的教育不公平现象，促进社会流动。

《寄生虫》剧照

韩国阶级固化的问题近年来被影视作品所关注

但是，《世界华人周刊》的作者古尔齐亚写了一篇《韩国废除精英高中：4个年轻人1个要考公务员，博士争当环卫工人》的文章，引发了有关韩国“过度教育”的热议。古尔齐亚认为，高中实行义务教育，韩国社会的教育问题不一定就解决了，因为大家可能会走向另一个不断“补习”的极端。

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预计2020年，25岁到64岁的韩国人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将达到50%。而在25岁到34岁的韩国人中，98%的韩国人具有大学专科或本科学历。与此同时，韩国的失业率一直在升高，根据2019年4月韩国统计厅的数据，青年失业率达11.5%，同比上升0.8%，包括求职者在内的“体感失业率”达25.2%，同比上升1.8%，刷新了韩国的纪录。

同时，韩国又是世界上劳动力缺口最大的国家。据韩国官方研究数据，从2020年开始，韩国将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到2060年，劳动力缺口将达到900万，占韩国总人口的20%。而如今，每年在韩国务工的外国籍劳动力就高达90余万。

韩国有着几百万的劳动力缺口，但有着高学历的年轻人却找不到工作。韩国年轻人都想去政府和大财团工作，竞争十分激烈。大家拿到本科甚至更高文凭，都想有个好工作，所以诸如博士生当环卫工人的新闻也成为了震惊韩国的社会新闻之一。

因此，古尔齐亚认为，韩国人应该反思的不是精英教育，而是过度教育。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是提高就业的法宝，这就像在澳大利亚，许多技术类的工作收入很高，但不要求大学文凭。此外，韩国应该立法禁止企业过度提高招聘门槛，实事求是招人，放下传统重视教育的“儒士思维”。

这些建议能否解决过度教育的问题？过度教育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中国是否也面临着这个问题？

韩国的公务员补习班

“高学历，低就业”的现象，大家也许都不陌生，“北大毕业生卖猪肉”的新闻曾引发大家对这个现象的关注。中国的过度教育问题严重吗？首先，我们得清楚，什么是过度教育？

总的来说，过度教育是指由于过分扩张教育，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的快速增长，超过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这使得受教育劳动力从事了与自身受教育水平不匹配的工作，导致“高才低就”，出现高学历失业人群，浪费了教育资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根据官方的数据，中国的高校在2002年的招生人数为321万，到2019年扩招至820万人，录取率也从2002年的60.91%上升到81.13%，中国的高等教育呈现普及的趋势。

但是，大学生就业的形势似乎一年比一年严峻。据麦可思《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8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1.5%。其中，本科毕业生就业率（91.0%）持续缓慢下降，较2014届（92.6%）下降1.6个百分点，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为92.0%，较2014届（91.5%）上升0.5个百分点。近两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高于同届本科，这也在侧面说明了职业教育的就业缺口更大。

2014～2018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变化趋势，数据来源：麦可思-中国2014～2018届大学毕业生培养质量跟踪评价。

这种现象似乎跟韩国有些相似：一方面，许多地方的工厂出现“用工荒”；另一方面，我们又经常能在媒体上看到“大学生就业压力大”的感慨。“用工荒”需要的人，与大学生并不能匹配。许多本科毕业生为了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增强自己的就业竞争力，纷纷去考研读研。结果，大家的学历都变高了，但就业竞争更加激烈了，“高学低就”的现象更加明显。

与此相对的是，长期的“高学低就”使得大学毕业生对薪酬的期待将会越来越低，离职的频率、对工作的倦怠和不满也依次递增。网络上甚至出现了“秒辞”这样的词语，来形容90后大学毕业生不到3个月就辞职的现状。

其实，西方国家也经历过这种过度教育的现象。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使得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数量增长超过了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这使得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着过度教育。而有关过度教育的研究，也得到了许多西方学者的关注。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李锋亮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王亮在《人民网》撰写了一篇《过度教育如何变为就业的缓兵之计》的文章。文中提到，有西方学者认为，过度教育是一种短暂现象，刚刚从学校毕业或者换新工作的个体会遭遇过度教育，但随着个体对于新的工作环境有了更多了解后，个体的过度教育情况会消失。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必然现象：“美国学者肖基认为，为了比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更容易获得较好的工作岗位，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会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教育层次，而劳动力市场中却并没有提供相对应的工作，因此造成了高学历群体的不断增加，一部分高学历群体从事着与自身学历不匹配的工作。除非经济能够在短时间内高速发展，或者产业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升级，否则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将居高不下。”

过度教育会给国家带来教育资源的浪费，并带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对国家的GDP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代价》一文中认为，过度教育对社会稳定有着负面影响，当过度期待不能得到满足时，激进的行为自然就会产生，因此过度教育经常培养运动家和革命家。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也会把注意力放在防止学生过度教育上。

但是，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中国同时存在着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现象。中国教育不足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这就形成了著名的“罗斯高难题”。

斯科特·罗斯高

根据斯坦福大学斯科特·罗斯高教授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秘诀是“用创新提高生产率”，而这离不开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在发达国家，有四分之三的劳动力受过高中教育；在中等收入的国家里，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受过高中教育；在中国，只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读过高中，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里高中教育占比最低的国家。

其中，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割裂，城乡教育两极分化情况相当严峻，城市孩子的高中教育普及率达到93%，但农村只有37%的孩子读过高中，而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占比只有24%，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随着国家产业升级和人口红利的竞争力下降，若中国不重视农村地区的“教育不足”，那低素质的劳动者的生活将面临考验。

罗斯高的研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罗斯高的数据和分析方法存在着问题。但不管如何，罗斯高都指出了中国农村教育不足的现象。对于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来说，改善人力资本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国家在制度上对教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在教育不足的问题上，把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此外，留守儿童能与其在城里打工的父母团聚，并接受城市的高质量教育，这都有利于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本。

而对于过度教育来说，提高许多高校的教育质量，让大部分毕业生通过高等教育就能提高其就业竞争力，这样他们就不必非要继续深造来提高竞争力了。而对于个人来说，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不是教育投资越多，其回报一定会越多。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就业需求和方向，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投资，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过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