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温州中学 成旭梅 原刊于《师道》2019年5月

 

 

 

启蒙：叫醒理智的无能为力

 

启明星落下了，阳光从窗子洒入，填满了整个屋子，扬起了沉睡许久的微尘，唤醒了蜷缩在角落取暖的生物，大件的家具也锃亮了，只有人仍旧躺在温暖之下，一动不动。

 

这人，可能在真睡，即使再刺激的条件，他也仍在做梦；也或许在假寐，故意麻痹了思想，不愿醒来。这两类人，他们都无法见到启明星，后者更为可怕。这看似并无弊处的举动，让人苟合苟且，却也使世界沉寂沉沦。

 

托克维尔说：“我很害怕有一天，人们在每一个新理论里看到是危险，在每一个创新里看到的是讨厌的麻烦，在每一个社会进步里看到的是通往革命的第一步，因此也就一步也不肯往前挪动。”这不就是装睡人的普遍姿态么？他们迷失在旧事物中，被软禁的大脑抵制新事物的到来，无数的他们，构成了世界沉沦之终因。

 

东方地平线上那颗闪耀的星迎来了新的一天，这世界闪亮了；新思想新理论被扼杀了，这世界依旧漆黑。

 

乔治·奥威尔《1984》书写了一个名叫温斯顿的人，他本来充满了思想，却因社会容纳不下一个思想者而惨遭改造。他曾对真理做过最后的抵抗，但那也是极其脆弱的，终于，他的思维被扭曲、摧残，与小人国的公民一样的狭窄，他也成为了装睡人。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未来一个极权社会，至于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你可以想象斯大林统治后期的苏联，纳粹德国，中国的文革，然后把所有想象到的事物的疯狂程度增加一百倍，方可大约接近书中所描述的那个黑暗、压抑、疯狂的世界。那样的世界里，没有人启蒙温斯顿去发展他个性的、深刻的思想，于是每一个温斯顿都会轻易地摈弃了自由意志，成为一个个思想的废人。

 

我以为，《1984》给我们呈现的最具启蒙之处在于，它告诉我们：人真正可怕的地方，并不在于其野蛮凶残的兽性表现，而是在于人的可塑性。因之，好的启蒙意义重大。

 

好的启蒙，带着我们穿越了黑暗，见到了光明。这不免让人眷忆上世纪那个智识麇集的新文化启蒙时代。

 

作为公知的梁启超先生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社会的启蒙者。在思想荒凉的时代，他独独跳入一片绿茵地，通过自己创办的报刊，在上面用一种适合大众阅读的文体长期发表文章，既使他们对阅读充满了兴趣与期待，又不迁就废墟中的人们。梁启超先生也因此成了他那个时代公共言论界最积极、最有创见的启蒙者，他的出现，照亮了不少装睡人心中的黑夜。

 

梁启超先生被我们记住了，但你，你忘了吗？那个叫经亨颐的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的创办的春晖中学，一个启蒙的发源地。这是一颗寂寞而耀眼的启明星，其光芒闪耀，至今依然，他让我们看到了教育启蒙的真谛。

 

    春晖依从创办人经亨颐“以哲人统治之精神自谋进行”的思路办学，“一洗从来铸型教育之积弊”。其兴学目标是：发展平民教育，培养有健全人格的国民。他常对学生说：“什么是人格？人格是做人的格式。”“求学何为？学为人而已。”他期望学生弘扬古人精神，从改造自己做起，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针对教育时弊，他倡导“以社会教育个人，以个人教育社会”。春晖之“所以设在白马湖者，是想感化乡村”，“至少，先使闻得你钟声的地方，没有一个不识字的人”。经亨颐推行教员专任，学生自治，教学自主，学制改革，男女同学。这一切迥然有别于其他学校的举措，吸引了大批人才汇集。一时间，象山脚下、白马湖畔群星璀璨，群贤毕至。

 

一所乡村的私立中学，地处僻壤，却在中国教育史、文化史上形成了一道独特景观，其光芒闪耀，至今犹令人回望不已。

 

人说，当代，全球化整合融通，俨然不再是一个“启蒙时代”（王安忆《启蒙时代》），但2016年5月，资中筠先生于“通衡论坛”再次提请当代启蒙的必要性，她说：“如今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口号下，沉渣泛起，一些被扬弃的糟粕又出来了，说明滑向愚昧容易，而启蒙的道路很长。启蒙的方向是理性、科学、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尊重事实，且有自信和是非观的，还有人是生而平等的观念。”是的，我们已然富庶于物质，我们却未尽精神的富足，在制度与人心的层面，我们还留存着“犬儒主义”，像狗一样地活着，受制于他人；甚或引领时代精神、表达公众态度的媒体亦栖身于娱乐化，我们又怎能指望他们见到启明星？我们又怎能期待被引领到好的启蒙之中？“启蒙只能唤醒自己愿意醒来的人”，学者徐贲如是说，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时代普遍的生存冷淡：遗落了“存在主义”的本质性生存态度，忘却追求主体存在的本性---个性和自由。

 

因之，好的启蒙起步于自身对美好的灵魂的追索。丰子恺先生曾写过一篇散文《山水间的生活》，文中写道：“我对于山水间的生活，觉得有意义……上海虽热闹，实在寂寞；山中虽冷清，实在热闹。上海是骚扰的寂寞，山中是清净的热闹。”他给学生最深刻的启蒙，是美学教育。“天然图画，点写不尽，音歌啸傲，山谷共鸣”，丰子恺先生在自然之美中建立起了超脱卑微、痛苦、迷茫的生活。

 

书写至此，已是深夜。《1984》小说的结尾又浮显出来，有着怀疑精神，决心无论是心还是身体都背叛党的主角，最终接受了党的充满爱与残酷的教育改造之后，成为了思想极其干净的人。不禁觳觫。我们怎样才能从时代性的“犬儒”中醒来？“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康德的话叫醒了暗夜：唯有自我救赎，才能成熟；唯有成熟，才有勇气；唯有勇气，才能独立；唯有独立，而有启蒙。

 

依稀微蒙，我清醒地睡去，为了在醒来时见到那颗闪亮的星……

 

守望：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戏剧、诗歌、文学和知识----当一切“故事”的叙述形式土崩瓦解，米兰·昆德拉说，来吧，咱来庆祝“无意义”。

 

“意义”，是人用以确证存在的东西，是历史故事的灵魂。可当人终于替代神成为立法者的时候，我们却失去了它----我们不再相信意义，不再相信我们自己。

 

这态度与萨特一拍即合。“世界是荒诞的”，萨特说，被偶然推向尘世的人，没有任何本质可言，面对着茫茫无边、瞬息万变、没有理性、没有秩序的世界，限制和不合情理构成了生活的要义，孤独和深渊成为生命的意象；人不得不习惯迁徙，于是，“行走”成为人生的主题。

 

只是用脚走路的我们，不过是走在了永远的鞋里。不，我们也许更像那个柏拉图洞穴中“被释放”的囚徒，当他到达洞口，看到令他目眩的阳光，他尝试回到黑暗之中。

 

这就是“开悟/启蒙”的样子：失魂落魄的身影----原乡，被未明的生命背叛；乡土，成为守望游子的哀土……

 

不，不是的，每一个我，都分明固执地坚持故土的模样。“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屈原望乡树而落泪了，一个男人温柔的情怀，是在回家的路上。“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寒色冰冷了李煜的双足，却无法阻挡温暖地回去那破碎在眼里而完整于内心的故国家园。“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还是忍不住最想夜幕深垂时的终于开饭，昏错的灯光，浓白的蒸汽，米香的酒，小煤炉上日日一样的青菜豆腐，它们，让家回来……怀着爱和暖意的依赖，只有在守望的维度里，才有那没有起讫的时间，那洪荒一样的依恋。

 

守望，正是另一种意义的行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道出的，正是“行走”的象喻性意义：在守望远方里守望真我，在“我意识”的迁徙中走向无穷的远方。一切向外的张望与探问，都在一点一滴聚合而为自己的本心，在心魂里成长为千沟万壑、千言万语、千军万马、霭霭千阳----这时候，我们才觉知，这敦厚温柔、包容万象的心灵，正是我们一路千辛万苦、亟亟找寻的故乡；人的践行，本身即是建构精神原乡的路径。存在主义确定了生命行走的本质性：“人不是别的东西，而仅仅是他自己行动的结果”。这种向内负责的行走，为人生赋予了悲壮的意义。

 

这正是克尔凯郭尔走向旷野的因由。在他的存在哲学里，“旷野呼告”成为一个重要意象。这一意象最初来源于《圣经》，一个希伯来的先知向来自荒漠的犹太人发出呼告去削山填壑，为上帝开出一条路来，但是犹太人没有听从，于是呼号成为旷野无人理睬的悲鸣。这是一个灵魂呼号的征象：上帝的建立来自于自我灵魂的需求；而对先知呼号的无知与罔闻，正是对自我灵魂迷茫困顿不知所归的隐喻。正因如此，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提出了对思辨哲学和文学的批评，批评它们对必然性及理性原则的崇拜和对人间苦难、不幸、眼泪、绝望的漠视，对灵魂叩问的漠视。

 

是的，我们在时空上相距甚远，生活处境截然不同，却都处在世界的牵连中，行进着同一个思考：站在与世界相关的那个点上，守望本心，体察人心，行走，归来。这故乡遵循着心灵法则而不是土地法则，它是托马斯所说的“同一真理”----世界互有关联的美；是纪伯伦的“罪与罚的不可分”----不能把至公与不公分开，至善与不善分开，因为他们一齐站在太阳面前，如同织在一起的黑线和白线；是孔子的失弓境界：楚王亡弓而不求，谓楚人得之故不必求；孔子惜其不大：人得之而已，何必楚？无分无别，无失无得，此为道。

 

如此，那末，“无穷的远方”即当下，“无数的人们”即自我；“故乡”乃有心之境，守心即是归乡。

 

于是，行走四方。回到上文的记忆，春晖中学校史有一页关于行走的辉煌记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在这里任教的有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王任叔等；而到过春晖中学讲学的有蔡元培、李叔同、何香凝、柳亚子、俞平伯、蒋梦麟、于右任、吴稚晖……1938年，春晖中学创办人经亨颐女儿即廖承志夫人遵其遗愿，将其遗骨从八宝山移灵于春晖园内，以铭其生前以心血培育了春晖，其身后以灵魂守望春晖。

 

于是，遗世独立。明末清初，张岱独往湖心亭看雪。“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自然旷远苍茫，景与人渺小微弱；而诗人立于精神之乡，面对荒诞的世界，于时代的巨流河中持孤而立，身在清、心在明，不与世同往。

 

是也，行走与固守，风流聚合，风流飘散，其实都在证实存在、修筑原乡的路上。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是行走的真义，更是“守望”的情怀。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写道：“汝未来看此花时，汝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这便是世界与我心共存的法则----“我”是我的法则，“我”是我的宇宙；每一个行走的灵魂，他，就是他自己的国王。

 

“生活不是我们走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活着，是为了讲述。”

 

是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尽管，“当下”在很多文学意象里被描摹成为“老年”；但是“老年意义”的驱赶和取消，是返祖，回返到自然时刻的人----自然是没有老年的，所有的物种，在生殖功能停工时死去，在生殖功能里周而复始；而人类更能用生殖器官之外的别的物事活着，比如用小说讲，就不是final，仍可以继续想。

 

道可道，非恒道，老子把我推进了柏拉图的洞穴，这是“故事”最后的样子，也是最初的样子。这是行走，也是守望。

 

存在：坎止流行

 

在这个并不特殊的春季的日子里，寂静像模像样地统治了一切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个百年孤独的灵魂。我忘记了自己过去的四十余个春季的所有细节，却想起了这个只有冬季的困苦而辉煌的灵魂，是的，马尔克斯说得没错，生活，是我们记住的日子。

 

当我们披着过剩得像巨大垃圾的奢侈织就的生活的外套，活得像个惶惶不可终日的贵族眼里的亨利六世，我们知道自己已经不可挽回地踏上了虚无之途，我们每天都在入手让我们头晕目眩的物品，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但是第二天清早，我们忘记了昨天是怎么开始的，又是怎么结束的，我们不得不在今天重新开始证明自己的存在。

 

我们是孤独的。

 

我们孤独，是因为我们只剩下身体。“爱情从前是个人的节日，是不可模仿的节日，其光荣在于唯一性，不接受任何重复性。但是肚脐对重复性不但毫不抵抗，而且还号召去重复！”（米兰·昆德拉）这就是今天人类根本性境遇的象喻。

 

纪伯伦说，我们已经走了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可是，从16世纪发源于佛罗伦萨那场复兴运动开始，从我们彻底破除了神性的那一天开始，我们果真往前走过一步吗？

 

在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种，“老大哥”用电屏和思想警察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人们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思想，当让更不能拥有初心——精神上的违逆是罪不可赦的。“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是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这是对“老大哥”执政思想最完美的诠释。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从事篡改历史的工作，在工作中，他逐渐对所处的社会和领袖“老大哥”产生了怀疑。对于他来说，寻找到一切的真相便是他的初心。在一片混沌中，他终于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世外桃源”——“却其顿小屋”。但他所不知道的是，这只是另一个更深的陷阱。欢愉时出现的思想警察打破了温斯顿的美梦，“友爱部”的清洗更是“洗掉”了他的初心。

 

不寒而栗，这就是上个世纪一整个世纪人类的共同处境。神破亡之后，人主宰了这个世界，被人主宰的世界，就一定比神宰的世界好吗？就一定能走得更远吗？神倒下后，那一个世纪里，我们面对了灾难性的两次世界大战，今天我们依然寸步难行----只是换作了在物质围困里存在而已。无怪乎休谟要重新寻求、重新全面检查辨识人的感官，他要找寻的，是某个可替代上帝的坚实定点。

 

中国的哲学，给这个定点一个中国化的名字，叫做“真心”。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童心说》中写道：“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年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这里的“童心”便是初心，诗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和干扰时最纯洁的本心。

 

“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这是对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的主体的诠释。月亮代表高高在上的理想，六便士则代表着现实。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位名叫斯特里兰克的股票经纪人，在四十岁时抛下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及他的生意毅然决然地来到巴黎，住在一间破旧而狭小的旅馆里。问及原因，竟是一句简单的“我想画画”。而这也是后来他能在不被人看好、迎着所有人的反对、即使生活条件艰苦也不放弃作画的那份执着的来源。小说的最后，他来到了接近原始的南太平洋群岛的塔希提岛，并娶了一个土著女人，终日画画。也许由于先前优渥富足的生活相比，这样在外人看来不能在艰苦的生活对他而言才是真正的幸福。对他来说，画画便是初心，能守住并坚持自己的初心，那何尝不幸福。书中还写道：“斯特里兰克是个可恶的人，但我还是认为他很伟大”。是的，追求出新的道路也许布满荆棘，而能披荆斩棘守住初心的人，何尝不伟大呢？

 

梵高作为后印象派的先驱，与斯特里兰克有着相似的经历。生活在他的绘画之路上显得格外艰辛，亲友的指责，世人的不理解，都没能租值他继续画画。他曾满怀感慨地说：“生活的色彩和他画中的色彩太不一致了。”画画亦是他的初心，对于初心的执着让他即使被生活折磨得遍体鳞伤，但仍然使怀里的枯枝开出了美丽的鲜花。生活上的不如意并未造成他精神上的贫瘠，他笔下的世界即使无人理解却依旧色彩绚烂。他用画笔为他笔下的每一幅画赋予了灵魂，同时也注入了他自己的生命。在死前的四个月，他作了一幅《开花的杏树》。即使在那时，他的精神已经陷入了困境，但画的主却仍然是蓝色——象征着平静、洋溢着淡淡喜悦的蓝色。面对残酷的现实，谁不想活在有情怀的梦里？即使经历了各种艰辛的种种，梵高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初心，为自己编制了一个有情怀的梦。即使现实残酷，忠于自己初心的梵高是幸福的吧。

 

赫西俄德说，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依次倒退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与黑铁时代，人类的21世纪，已至“老年”，是最坏的黑铁时代。人，在生殖功能停工时就该死去，不知趣还顽强活着的就只能驱赶它打死他----中国商代（三千年前）甲骨文的“微”字，原来就是一个棒杀披发狼狈老人的证物图像。但是像李贽这样的知识分子，却敢于用他打不死的那颗强大的心脏，喊出惊天动地的一句：“夫心之初，曷可失业？”

 

坎止流行，纵使长路漫漫，过路之处皆为荆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