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教育是以文化为内容[1]或以文化为目的的教育。自由教育的最终产物是文化人。“文化”（cultura）的原初含义是耕地（agriculture）：[2]按照土壤的本性，培育土壤及其产物，照料土壤，改善土壤。“文化”的衍生含义——也是如今的主要含义——就是：按照心智（mind）的本性，培育心智，照料并改善心智与生俱来的（native）诸品质。正如土壤需要土壤培育者，心智也需要老师。但老师不像农夫那样容易产生。老师自己也是学生，且必须是学生。但我们不能无限地回溯上去：最终必须有些老师不是学生。这些并非学生的老师就是伟大的心智，或曰最伟大的心智，［后一种叫法］是为了避免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出现任何含混。这样一些人极其罕见。我们不大可能（not likely）在任何课堂上遇到他们中任何一位。我们不大可能在任何地方遇到他们中任何一位。哪怕只有一个这样的人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也算交了好运。出于所有实践意图，学生无论手艺多么精湛，要想接近并非学生的老师，要想接近最伟大的心智，都只能凭靠伟大的书。所以，自由教育将是，以适宜的悉心，去学习最伟大的心智留下的伟大的书——在这种学习中，更有经验的学生将帮助更没经验的学生，包括初学者。

这绝非易事，尤其当我们思考我刚刚提出的这个定义时。这个定义需要一番长长的疏解（commentary）。许多生命已然且仍会耗费于书写这样的疏解。例如，应该“以适宜的悉心”去学习伟大的书，这个说法意味着什么？此刻，我只提及一个对你们每个人来说都明摆着的难题：在最重要的一些主题上，并非所有最伟大的心智都告诉我们同样的东西；纷争（discord），甚至多种多样的纷争，撕裂了最伟大心智的共同体。无论这会导致什么进一步的后果，这无疑导致了如下［直接］后果：自由教育不能只是学说的灌输。我还要提及另一个难题。“自由教育是以文化为内容的教育。”什么文化？我们的回答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可西方文化只是众多文化中的一种。通过把自己局限于西方文化，我们不就使自由教育陷入了一种褊狭主义（parochialism）吗？褊狭主义不是无法兼容于自由教育的自由主义、宽容、心智开通（openmindedness）吗？我们的自由教育观念似乎不适合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意识到，不存在唯一的（the）人类心智的唯一的文化，只存在多种多样的文化。显然，文化如果可以用作复数，则相当不同于作为一种singulare tantum［单数之物］的文化，后者只能用作单数。正如人们所说，文化现在不再是一种绝对之物，而是变成了一种相对之物。人们不容易说清楚，可以用作复数的文化意味着什么。正因有此含混，人们直接或间接地表示，文化就是任何一群人共有的任何行为模式。所以，我们毫不犹豫便谈论郊区文化，或者少年帮派文化，包括不违法的和违法的。换言之，精神病院之外的每个人都是文化人，因为他参与了一种文化。前沿研究已经开始追问：精神病院里的病友们就没有各种文化吗？如果我们对比“文化”的当今用法和它的原初含义，那么，似乎有人会说，培育一个菜园，［如今］成了放任这个菜园里扔满空罐头盒子、威士忌酒瓶，还有任意飘散的各色废纸。我们想到这一点之后，便会认识到，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已经走错了路。因此，我们还是重新开始吧，为此我们需要追问：自由教育在此时此地能意味着什么？

自由教育是某种识字（literate）教育：某种以文字为内容或以文字为途径的教育。不必［在此］论证识字能力有多重要，［因为］每一位选民都知道，现代民主制端赖识字能力。为了理解［识字能力］何以必要，我们必须反思现代民主制。什么是现代民主制？有人曾说，民主制是端赖美德的政制：在这种政制中，所有或大多数成年人都有美德；又由于美德似乎需要智慧，故在这种政制中，所有或大多数成年人都既有美德又有智慧；或者说，在这种社会中，所有或大多数成年人都高度发展了他们的理性；又或者说，这种社会是唯一的理性社会。一句话，此人[3]用民主制来指一种贤良政制（aristocracy），它已经扩大为一种普遍的贤良政制。在现代民主制出现之前，有些人曾怀疑，得到如此理解的民主制是否可能。正如民主理论家之中两个最伟大的心智之一所说，“如果一群人由神构成，这群人就会民主地统治自己。如此完美的一种统治形式（government）不适合人类。”[4]这个平静而轻柔的声音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功率喇叭。[5]

有一门完整的科学，我是宣称传授这门科学的成千上万的人之一，这门科学就是政治科学，可以说它唯一的主题就是对比民主制的原初概念——或人们所谓民主制的理想——和如其所是的民主制（democracy as it is）。依据一种极端观点，即［政治科学］这个行当里的支配性观点，民主制的理想只是一个纯粹的幻想，唯一重要的是各种民主制的行为，以及各种民主制中各种人的行为。现代民主制——它已如此远离普遍的贤良政制——会是大众（mass）统治，如果不存在如下事实：大众无法统治，而只能为精英所统治，精英就是处于顶层或有公平（fair）机会登上顶层的几群人，不管他们［抵达顶层］是出于什么原因；民主制平稳运行所需要的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就大众而言，据说是不关心选举，即缺乏公共精神；[6]那些除了体育和娱乐新闻外什么都不读的市民们（citizens），正是现代民主制之盐，却实在不是大地之盐。[7]因此，民主制实在不是大众统治，而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这样一种文化，它能为那些最平庸的能力所占有，这种占有无需任何理智和道德的努力，而只需支付相当低的价钱。可是，甚至大众文化也需要——而且恰恰大众文化才需要——［有人］源源不断提供所谓新观念，即所谓创造性心智的产品：如果广告曲不随时变花样，连它们也会失去吸引力。可是，就算民主制只被当作一个坚硬的外壳，以保护柔弱的大众文化，但从长远来看，民主制也需要具备一些完全不同类型的品质：奉献、专注、广博、深刻。由此，我们可以最轻易地理解，自由教育在此时此地意味着什么。自由教育是一剂抗毒剂（counterpoison），用来医治大众文化，医治大众文化的腐蚀性影响，医治大众文化的固有倾向，即倾向于仅仅生产“缺乏精神或眼界的专家和缺乏热心的享乐者”。自由教育是一种阶梯，我们用它来试着从大众民主制上升到原初意义上的民主制。自由教育是一种必要的努力，即努力建立一种内在于民主大众社会的贤良政制。对于大众民主制那些有耳能听[8]的成员，自由教育令他们记起属人的伟大。

有人可能会说，这种自由教育观念是纯粹政治性的，它教条化地预设了现代民主制是好的。难道我们不能拒斥现代社会吗？难道我们不能回归自然，回归文字产生之前的部落生活吗？难道成堆的印刷品，[9]即那么多美丽而雄伟的森林的坟墓，没有令我们破碎、作呕、退化（degraded）吗？说这只是浪漫主义，说我们如今不可能回归自然，还不够：难道未来几代人，在一场人为的大灾难之后，不会被迫生活在无文字的部落中吗？难道我们关于热核战争的思考没有受如此前景的影响吗？无疑，大众文化种种令人憎恶的现象（包括由导游带队观光整个自然界［guided tours to integer nature］），让那种回归自然的渴望变得可以理解。无文字的社会在最好的状态下是这样一个社会，统治它的是古老的祖传习俗，它把这种习俗追溯到［它的］原初建立者们、诸神、诸神的儿子或诸神的弟子；由于这样一个社会里没有文字，所以晚出的后裔与原初建立者之间不可能有直接联系；这些后裔不可能知道，父辈或祖辈是否未尝偏离原初建立者的意图，或是否未尝以仅仅属人的增删来篡改属神的启示（message）；因此，一个无文字的社会不可能一贯地按照“最好即最古”这条原则行事。唯有建立者传下来的文字，才使建立者有可能直接对最晚的后裔说话。所以，希望回归无文字状态，是自相矛盾。我们被迫与书生活在一起。可生命太短暂，以至于只能选择与最伟大的书生活在一起。在这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我们最好从最伟大的心智中挑出一位，作为我们的榜样，他因具有常识而可以成为我们和最伟大的心智之间唯一的中间人（mediator）。苏格拉底从不写书，但他读书。苏格拉底有一番话说出了有关我们主题的几乎一切必须说的东西，而且说的时候带着古人高贵的质朴和宁静的伟大，我要在此引用这番话：

记载这番话的人评论道：“当我听到这番话时，在我看来，不仅苏格拉底有福，而且他把那些倾听他的人引向了完美的贤人品格（gentlemanship）。”[10]当然，这番记载仍有缺陷，因为它压根儿没有告诉我们，苏格拉底如何对待古代智慧之人的书中那些他不知其好坏的篇章。从另一番记载中，我们得知，欧里庇德斯有一次把赫拉克利特的著作送给苏格拉底，问他对这部著作的意见。苏格拉底说：“我理解了的部分十分伟大而高贵，我相信我没理解的部分同样如此；可一个人要想理解这部著作，肯定需要某种特定的潜水员。”[11]

作为完美贤人品格的教育，作为属人卓越性的教育，自由教育就是让一个人自己记起属人的卓越、属人的伟大。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又通过什么途径，自由教育让我们记起属人的伟大？我们无法足够高超地思考，自由教育意味着什么。我们听说过，柏拉图认为，最高意义上的教育就是哲学。哲学就是探索智慧，或探索有关最重要、最高级、最普遍的事物的知识；他［柏拉图］认为，这样的知识就是美德，就是幸福。但人类无法获得智慧，故美德和幸福将永远不完美。尽管如此，［柏拉图］仍宣称，哲人——其本身并非绝对有智慧——是唯一真正的王者；［柏拉图］还宣称，哲人在最大程度上拥有人类心智能够拥有的一切卓越。由此我们必须总结道，我们不可能成为哲人——我们不可能获得最高形式的教育。我们见过许多人自称哲人，可我们不应该为这种状况所欺骗。因为那些［自称哲人的］人不过使用了一个宽泛表达，这个表达也许因为便于管理而有其必要。但他们的意思通常只是，他们是哲学系的成员。期望哲学系的成员成为哲人，正如期望艺术系的成员成为艺术家一样荒谬。我们不可能成为哲人，但我们能够热爱哲学；我们能够试着搞哲学。这样搞哲学，在任何意义上都首先是，且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倾听伟大哲人之间的交谈，或更笼统也更谨慎地说，倾听最伟大心智之间的交谈，因此这样搞哲学也是学习伟大的书。我们应该倾听的最伟大的心智，绝不只是西方最伟大的心智。阻碍我们倾听印度和中国最伟大心智的，只是一种不幸的被迫（necessity）：我们不懂他们的语文，而且我们不可能学习所有语文。

我重申一下：自由教育是倾听最伟大心智之间的交谈。但此刻我们面临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没有我们的帮助，这种交谈就不会发生——事实上我们必须引发这种交谈。最伟大的心智只会独白。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独白转化成对话，把他们的“肩并肩”转化成“面对面”。甚至在写作对话时，最伟大的心智仍在独白。看柏拉图对话时，我们发现，最高等级的心智之间绝无对话：所有柏拉图对话都是一个更高的人与一些比他更低的人之间的对话。柏拉图似乎感到，一个人不可能写出两个最高等级的人之间的对话。所以，我们必须去做最伟大的心智没有能力做的事。让我们直面这个困难吧——这个困难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似乎把自由教育判定为一件荒谬的事。既然最伟大的心智在最重要的事上相互矛盾，故他们迫使我们来评判他们的独白；我们不能对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话深信不疑。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注意到，我们无法胜任评判者的工作。

大量轻易浮现的幻觉，对我们隐藏了这种事态。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相信，我们的观点更高超，即高于最伟大心智的观点——要么因为我们的观点是我们时代的观点，而我们的时代晚于最伟大心智的时代，从而能够被预设为高于他们的时代；要么因为我们相信，每个最伟大的心智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都是正确的，但并非像他所声称的那样绝对正确：我们知道，不可能存在唯一绝对真实的实质性观点，而只可能存在一个绝对真实的形式性观点；这个形式性观点就是如下洞见，即每个普遍性观点都与一个特定视角（perspective）相关，或者说，所有普遍性观点都相互排斥，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绝对真实。对我们隐藏我们真实处境的那些轻易浮现的幻觉全都等于说：我们已然或能够比往昔最智慧的人更智慧。这引导我们不去充当专注而温顺的倾听者，而去充当乐团指挥或驯狮员。可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可怕处境，造成这种处境的是这样一种被迫：我们试图不只做专注而温顺的倾听者，换言之，我们试图做评判者，但我们又无法胜任评判者的工作。在我看来，这种处境产生的原因是，我们失去了我们曾经可以深信不疑的所有绝对权威的传统，失去了为我们提供权威指引的nomos［礼法］，因为我们直接的老师以及老师的老师相信，一个绝对理性的社会有其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被迫以自己的力量寻找方向，不管这些方向可能如何有缺陷。

在这项活动中，除了它固有的安慰，我们不能获得任何其他安慰。我们已经得知，哲学必须提防那种想要施行启蒙的愿望（the wish to be edifying）[12]——哲学只能是内在启蒙。除非时不时理解某些重要事物，否则我们不可能发挥自己的理解力；这种理解活动会伴随着对我们的理解的意识，伴随着对理解的理解，伴随着noesis noeseos［对思考的思考］，而且这是如此高超、如此纯粹、如此高贵的一种经验，以至于亚里士多德会把它归于他的神。这种经验完全不取决于我们最初理解的东西令人快乐还是令人不快，美丽还是丑陋。这种经验引导我们认识到，如果［对恶］必须要有理解的话，所有的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必然的。这种经验使我们有能力以上帝之城的好公民的精神，去接受所有落到我们身上的恶，而且是很可能令我们心碎的恶。通过意识到心智的尊严，我们认识到人类尊严的真正基础，随之也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善；无论我们把这个世界理解成被造的抑或不是被造的，它都是人类的家园，因为它是人类心智的家园。

作为与最伟大心智之间持久的交流，自由教育是对最高形式的自制（modesty）——即便不说谦虚（humility）——的训练。同时，自由教育也是对大胆的训练：它要求我们彻底脱离知识分子及其敌人的名利场上的吵吵嚷嚷、行色匆匆、缺乏思考、肤浅低级（cheapness）。它要求我们大胆，这种大胆蕴含在一种决心里面，也就是决心把所接受的观点仅仅当作意见，或者说决心把普通意见当作极端意见，极端意见至少有可能出错，就像最陌生或最不大众化的意见一样。自由教育就是摆脱平庸（vulgarity）而获得自由。古希腊人有一个很美的词表示“平庸”，他们称“平庸”为apeirokalia，即对美的事物缺乏经验。自由教育正好为我们提供对美的事物的经验。